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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行的比较与感触——记2017年9月第二次香港法律行
2017-11-29
2017925日至929日,我作为无锡20名律师团成员之一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香港法律行,这与我在200911月参加江苏省人民政府组织的香港法律行隔了整整八年。虽然因为业务原因往香港出差的次数很多,但只有这两次是法律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且两次交流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基本相同:香港事务律师及律师行、香港律师协会,香港大律师、香港大律师协会,律政司、廉政公署、高等法院、香港立法会。相比于09年那一次,这次行程中增加了一项调解(替代性之纠纷解决方式之一)项目考察内容。八年之前我的总结文章题目《对香港法律业内在气质的触感和外在表现的借鉴》,至今在事务所网站上能阅读到该篇文章(www.chuqian-law.com),如果阅读了该篇文章,就能理解这第二次香港法律行后我的感触为何如此简练和务实。
一、香港法律行业的架构、发展非常稳定,尤其是那内在的气质,仍是内地学习的榜样。
香港律师会(香港事务律师的协会)还是原来的香港律师会,只是主席以及管理人员发生了变化;香港大律师、事务律师分类执业的制度还是与原来一样,虽然在制度上允许事务律师获得出庭辩论权,但实际能够被授予出庭辩论权的事务律师非常少;法治是香港社会的基石,也是律师业得以稳定发展的原因,香港始终保持着全球领先的法治水准。
该次法律行,我们旁听了一次立法会的会议、一次曾荫权案件的庭审聆讯,这种个案中表现出来的对法律、程序的具体的尊重,与八年之前我参加旁听一个刑事案件的聆讯的感觉并没有多大差异,在这样的环境中,给你的印象就是法治至上
在这种重复的感觉中,我的感触,就是对内地法律同行在这种内在气质修炼上的忧虑。
香港法律业永远在重复一个主题——公正、公平、效率,没有听哪一个人或部分一门心思说要做大、做强,而内地似乎就在做大、做强有更多抱负,在公平、公正、效率的个案研讨上关注不够。此次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麦业成大律师与我们分享交流大律师生存、成长、发展之道,其实就一个主题——独立、专业、经验积累,比如通过每天坚持读一篇判例来积累专业经验。比较内地,八年之前,法律数据服务的引入并没有现在普及,内地律师在专业上还是很谦逊的,但这几年随着法律大数据的发展,律师行业中各种自封的、他封或者甚至官媒都站台的的专家、大咖、学者型律师铺天盖地,这当中恐怕仅有少部分是真正耐心修炼、厚积薄发的专业者。法律数据技术的变化对香港大律师的影响是什么呢?麦业成大律师说:法律数据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检索案例的效率获得了提高,但你还是要去认真研读、分析每一个案例中的法律要点。在这一点上,麦律师的话很到位。
内地的成文法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案例的质量不尽如人意且存在彼此冲突的情形,通过数据技术只是让法律人能更方便检索和发现,但仍要求专业者潜心研读、持之以恒,在个案中追求精准的公平、正义、效率之价值。
我认为,对于内在气质修炼之追求,应当在价值上优先于做大、做强,香港法律行业之架构、发展稳定,离不开法律人士之法治精神、专业理念的持之以恒。内地法律人应当立足自身的每一个现实的案例,在自身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内实践该种修炼,持之以恒。我认为,只有在以公平、公正、效率作为价值核心的基础上的做大做强,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事业的基本要求。
二、香港事务律师律师行的公司化建设。
两次香港之行均去OCN(柯伍陈)律师事务所,该家律所从2009年的30多名的人员规模到现在的100多名的人规模(包括律师、助理、行政),该次介绍也提到了公司制的发展,令我深有感触,该种感触与今天7月份拜访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的感触相似。无锡地区律师事务所进行公司化建设、发展的实践实际早在2000年就开始,现在仍然在实践探索中。
柯伍陈律所甄律师、金诺所李律师在介绍律所公司制的过程中,呈现两个基本共同点:首先,必须在理念文化上达成公司化的理念;其次,在合伙人结构机制上,均参照英国律师“Lockstep”的合伙人级别制度和阶梯结构。一家香港律师事务所、一家天津律师事务所,已经在律所公司化道路上发展出了规模化的效应,虽然在发展的道路上经历坎坷,但最终取得成效,获得规模发展,且该种规模发展是以律所内在结构的稳定为基础进行的科学、有序的发展,这样真实的案例可为无锡律所的合伙人学习、借鉴。
我早就在2000年开始参与、后来主导律所的公司化建设,但目前没有任何成效,今年分别在天津和香港看到同行在公司化建设上的发展,感受到满满失败感,但仍要求自己在检讨自身问题的同时激励自己继续实践探索和建设一家可持续的、可传承的中小型律所。
三、建立更多的业务联系:对于该次法律行,兼有与香港法律同行圈相互合作、相互推广的关系。
该次香港法律行,认识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多名律师和法律专家,这对事务所在涉外业务中的诉讼、非诉讼业务合作提供了多个联系合作平台,这对事务所今后跨境业务处理中的尽职调查、公证、公司设立、域外专家意见、域外诉讼或仲裁业务合作对接、组建项目的国际律师团队等工作均直接的帮助。
四、对内地来说,作为争议解决替代方式之一的调解的概念要修正。
此次有幸在香港认识范维敦先生(Mr. Danny McFadden),第一次听调解专家讲调解,了解调解的指导原则、程序、技巧。因为从事国际商业仲裁以及非诉讼项目的缘故,在本人的理解上,调解制度中的调解人是不可以同时作为案件裁判人的,所以本人也一直认为中国内地法院的调解制度是一个带威胁问题制度:在内地的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中的调解人是对案件具有裁判权的法官大人,法官大人的任何一个意见都会让当事人想——如果我不听法官的话,会不会判决不利?这种在法律人一看就觉得不对劲的调解制度,这么几十年在内地体制内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提出反对。内地人民法院目前在推出律师参与法院的诉前调解工作,与该次的范先生培训项目倒是直接关联。不过,我认为应当先建议人民法院先对调解这一门争议解决替代方法做专业、普及的观念更新,在观念制度更新的前提下为律师开展调解业务开通程序渠道,这将对减少诉讼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江苏楚乾律师事务所 钱梁 律师   20171113 于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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